我第一次出国,到檀香山去上课。那是1989年。五月夏天刚刚去报到,就碰到学运在遥远的东方进行的如火如荼。我记得学校那时是在市中心。从大楼走出来,就是一条步行街。街上常常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,推着从超市顺手牵回来的手推车,里面堆满了衣物和日用品,这样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财产了。
班上从香港,台湾,和中国来的同学都疯了。香港来的同学有一天叫住我,说下午在步行街有一场集会,让我一定要去。我说好我去。于是下课后,我留在大楼外,看我生平第一次的学运街头集会。演讲的年轻人很激动,他的同道也很激动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人群效应,大家也越来越热切,好像远东忽然间便变成了切身的事。远远,流浪汉缓缓的推着手推车,在垃圾桶里找再循环铝罐。这边厢的热血青年为了理想而声嘶力竭,那边厢,经过大半世纪的老人,静静的找生活。这样的对比很吊诡。
对一个刚刚离乡背井,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大城市去生活的我来说,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激。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反应,更不知道要如何去感觉。我只知道,我是来念书的,赶快把书念好,不要惹事就好了。于是我悄悄的走掉。
很多年以后,我从事和媒体相关的工作,接着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。偶尔想起多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,还会有一丝丝的遗憾。其实,我可以更融入那个环境,更直接的接触那种热诚。可是我选择了在外头观望。那时,我是那个在边缘找生活的流浪汉。
媒体和教育一样,都是心的工作。都要伸手去触及。你让读者反思,我让飞扬跋扈的少年上下求索。
20年前我让心在外远远的看热闹,20年后,岁月让很多未知都沉淀下来。心,更扎实了。而假如有一天,有一个学生,只要一个,能够说老师她启发了我,我便也算是走到过了。
-- 蔡欣洵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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