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理解的事

我們唸小學三年級那一年，一個下雨的夜晚，媽媽陣痛，爸爸不在家。

那時沒有手機，家里也沒有電話，二姐和哥哥撐著雨傘向鄰居求助，把媽媽送到醫院。

很久以來，我都不曾再想起那個晚上，當時只有9歲的我在大姐身旁，站在窗前無助的望向黑夜，期盼爸爸駕車回來，我知道他正在不知甚麼地方賭博。

後來，弟弟出生當天就夭折，我沒見過弟弟的臉，但他出生的過程，一個賭徒的缺席令家里的孩子和母親感覺無助，悄悄烙下陰影。

離開原生家庭前，“賭”如影隨形。

其實，我是被“賭”養大的，父親曾開麻將檯“抽水”，人家賭他也賭。然後，從事黑市萬字，一直到破產，帶了最後一筆錢，仍上高原賭，意圖翻本卻傾家蕩產，最後家破人亡。

所以，終於在我想起9歲那個晚上的事情後，明白了那天我問妳的那件“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”。

我和大姐、哥哥，都不懂賭博，也不打麻將。賭徒的孩子卻完全不懂賭博和打麻將，甚至於農曆新年期間，另一半的家人在賭桌上廝殺，我們卻都帶著自己的孩子，在旁邊看書也好，看電視也好，就是完全不參與。

原來我一直以來也不曾察覺，打麻將是不是中華文化，是一種娛樂或是賭博？因為在我成長的陰影中，有人在四方城日夜廝殺，導致我常常沒有見到父親的臉。

人們在報章上的評論痛批回教黨的大臣不理解華人的文化，原來這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。

──楊微屏──

人情让位

我记得以前周末的时候，我会骑着脚车随外婆去巴刹买菜，然后把东西载回家。巴刹离我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。外婆会很习惯性的光顾某一摊菜摊，或某一摊卖鱼的或卖肉的。买惯了，就成了忠实的顾客，也不会转到另一摊去。

菜摊的摊主，会很自动的给一小撮的葱或辣椒。卖鱼的会介绍那天比较新鲜的鱼虾。卖肉的会把猪肝留给外婆。偶尔，会跟外婆聊家常，说说哎呀你的孙女儿这么大了什么的。买完菜，会到路边买早餐。有一摊卖咖喱饭的老板娘，因为买惯了5角钱一包的咖喱饭，也不问要什么就打包过来。带家里的鸡蛋去买炒果条或roti canai，还可以少算1角。

我成家以后，家里隔一条马路也有巴刹。那时我到巴刹买菜，老板也会顺手给几根葱或辣椒。然后手不停的忙着，嘴里还教顾客怎样烹煮一些比较少见的蔬菜。巴刹里的人气很旺盛，人情很浓郁。

近年来岛国的巴刹却越来越少。因为顾客老化，巴刹也逐渐被连锁大型超市收购。我家对面的巴刹后来也成了冷气超市。

有些同事曾经很骄傲的跟我说，她们只到冷气超市去买菜。除了因为巴刹有腥味，有点杂乱，更重要的是同事不知道如何分辨各类蔬菜。超市的标签很明显，所以不会买错。当然这些人也并不会常常去买菜罢。

热烈讨论巴刹的去留之后，政府说并不会干预，让市场去决定巴刹有没有继续生存的机会。当然，市场很重要。老化的社会里，通常所谓老旧的人和事都要让位给年轻的，因为市场已经不属于我们了。好像巴刹这样的所谓的软文化，不像古老的建筑，说保留就可以保留，因为没有了活动，就没有了生存的意义。

而在这样一个高度且迅速发展的经济体里，人情是要让位给人气的。

我会觉得没有了巴刹而感到遗憾吗？也许罢。因为我虽然移居城市，但我的乡村心态还是会时不时的浮现。我会因为没有了巴刹而不能生活吗？当然也不会。因为我们都适应过来了。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。

但是，偶尔我也会怀念那可以跟老板要几根葱的日子。不是因为贪小便宜，而是这几根葱所代表的意义，是以后或许很难再现的人情味。

-- 蔡欣洵 --

人情收獲

如果說賣書計劃不盡理想，其實也不全然這樣。

書在推出兩個月內就完全“回本”並開始有盈利，對初次著書的我來說是極大鼓舞，因為據說很多本地人出書後，連本錢都掙不回。

只是，回本之後，交給另一方負責的賣書計劃，卻因理念和對推書時機有不同看法，才使到我覺得“不盡理想”。

這當中，原本可解釋成既然自己已回本了，反正餘下的書都是捐贈給負責推書的單位，大可不必再去操心他們如何賣書，但我想如果這書出來是為商業盈利，就可以這樣；然而，我還是覺得這書寫來，心里想和更多人真正分享到內容傳達的訊息，比商業盈利更重要。

所以，我還是希望後來即使當中不再有本身的利益在內，這書還是要有計劃的去達到分享及從中有所領會的目標。

我覺得，規劃的能力，並不在於所謂城市和鄉區文化的差距，即使在講究人情味的小地方，並不能只是借助人情賣書還是賣甚麼，有程序規劃和在過程中對有所求的人，都要完全給予“雙贏”才是真正能推動計劃的關鍵，理想化卻沒有考量時機和缺乏貼切的銷售手法就會造成失誤。

21世紀在網絡世界已突破所謂的邊界差異，如果說賣書的手法是一種競爭條件，城市和小地方的差異在於人情味的濃郁淡泊之外，兩者皆不能跳越規劃，有沒有規劃，並不局限於需要規劃的人是處在城市還是小鎮或鄉區。

但是，我感激於出書的前半段，能奇蹟似的在兩個月內連本帶利回本，確實是因為很多“人情”的支持和分享，包括自己的昔日同學、朋友、同事、以及合作推書的相關母校單位。

這幾個月，人情的溫暖，分享的價值，是出書過程中最大的收獲。

─楊微屏─

城市与乡村之间

你谈起卖书的计划不尽理想的事。

那天我出席了一个朋友的新书推介礼。朋友和你一样，是资深的新闻记者，专写教育新闻。新书是为一名退休校长写的传记，记录退休校长如何艰辛的把一所华校搞起来，培育了许多人才。

推介礼在国家图书馆顶楼举行。四周“艺术区”景色尽收眼底。朋友的人面很广。部长级的主宾，艺术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，报馆的高层，都是嘉宾。从来宾的登记到节目到自由餐，一切办得井井有条。书本的销售，也随之而来。

我们学院明年一月的开放日，今年8月就开始筹备了。30人的筹委会每个月开一次会，工作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。从学院的布置，设计，节目，广告和宣传，免费巴士的安排，学生领袖的招募和训练，赞助商，到雇用救伤车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有条不紊。

这是高效率的岛国的日常生活。

我想说的是，岛国和家乡存在的，不只是地域的差距而已。更大的差距在于文化。

岛国的城市文化(Urban culture) 和家乡的乡村文化(rural culture)，有很明显的不同。在家乡，我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关系，我们的生活和认知比较简单。对我们来说，很多事情不必太强求，因为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伸缩性。比如卖书。我们很自然的认为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帮帮忙就把书卖出去了。有没有计划并不很重要。

但是在岛国，这些人际关系并不是项目成功最大的因素。尤其在比较官僚的组织，在在把韦伯(Max Weber)的“文官体制” 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坐上这个位子的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位子。就算那人不在，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。那个位子还在，责任还在。只是换了一个人而已。这种体制，加上人与人关系生疏的城市文化，有严谨的计划是确保项目成功的重要条件。

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好像错过了一些什么。

偶尔，我也会怀念那凡事不尽完美，但比较有情感的方式。

-- 蔡欣洵 --

專業與道德之間

曾讀過星雲法師一篇短文，故事約略說一個殺人犯和一名記者死後到陰間報到，結果沒殺過人的記者卻被嚴判受刑，閻羅王的解釋是用筆撰寫荼毒社會人心的後果，比直接用刀殺人更罪過。

在采訪時碰上一些在宗教上無私付出人士，他們都會表達意願，希望報章不要太過側重於社會新聞的負面報導，反之同樣一支筆，在一則社會新聞中可以帶出事件的反思和警惕，甚至於應側重於事件中具有真善美的啟發性一面。

一些人感慨，每當涉及人命的悲劇或意外發生後，一些新聞焦點已偏離了原本的重點，甚至於和事件無關的花邊新聞，死者或家屬的個人隱私，也會被放大，模糊事件焦點，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。

一名朋友曾反映，大馬的西報處理社會新聞或命案時，通常手法會比較人道，只報導事件的重點，相片也只用一張，其他風風雨雨的周邊話題，則鮮少出現。因此，這種呈獻手法會比較尊重死者，也比較照顧到死者家屬的感受，不會太過受到報導的刺激。

關於新聞記者的專業是甚麼，各方的看法不同，有人認為把事件發展到越多資料，就愈顯得專業和認真；也有人認為要跟進事件發展，應考量到有關內容是真的對廣大讀者和社會都有 正面的反思和啟發性，還是只為滿足八卦心態，過程中卻可能傷害到了當事人或其家屬？

我常常覺得，不管是盡其所能挖掘模糊新聞重點的新聞工作者，抑或閱讀類似報導後，用看熱鬧的心態，去繪影繪聲對事件作出各種猜測的八卦人士，都是因為刀沒刺進肉而缺乏同理心。不過，經歷失去至親的悲劇的感受是很痛很痛的，所以我不會希望這些人也有機會去經歷這種痛。

在這方面，我或許不夠專業，但盼大家以同理心，一起反思別人的立場。

我和你各站在不同的領域，在不同國家的教育制度、不同的媒體運作環境下，皆游走於所謂專業和道德之間的質疑，但是我還是相信人必須忠於自己的良知，即使在一些時候被迫屈服於大環境的無奈，但仍要有一定的堅持和底線。

─楊微屏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