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年老師要告我

中二那年的教師節，在你隔壁班的我和同學們，參與年輕實習老師策劃的節目，大約十多對男女同學穿上從各處搜集的不同國家的民族服裝，我在劇中是個穿和服的日本人。

那年應是很多同學的共同回憶，如今我們都已處在不同領域，那種情懷就如當年的許多同學都加入“面子書”的“80年代歌曲”，重溫昔日的點滴般萬般惆悵，卻為恍如昨日的歲月有無限感觸。

我比較慶幸的是一些當年的小學、中學老師，在我出來社會當記者後，卻拉近彼此關係，曾試過一次和當年的小學老師梅振民及中二時的紀律老師吳元元，同桌談起往事。那晚，我的職責是采訪新聞，兩位已退休的老師卻是司儀。

梅振民老師講起我中二那年在《好學生半月刊》寫了一篇“我寫老師”的文章，引發三、四名老師的不快而恫言起訴我，他為此還致電到我們讀的中學說情，說那是他的學生，要手下留情。當時是我們的中學紀律老師的吳元元，其實就是當年一直勸告我去向老師道歉的人，但這樣多年後他說不記得這件事情了。

當年倔強的我自認沒寫錯，覺得文章是以嘻笑怒罵的輕鬆方式反映不同老師的長處和短處，但因為間中涉及友族教師，經過一些老師斷章取義違反原意的翻譯，卻挑起老師的怒氣。最後不堪每天被召到教務處，處在弱勢的我只好向老師們道歉以早日解決問題，即使當年只有15歲的我都不相信幾個名校老師會聯合起來告一個中二女生。

如今，在報界工作，全國各地的同行們在今日的時勢中，有人在采訪過程中被毆，有人在寫新聞後被起訴，更有同行據實報導而在內安法令下被扣捕。即使大家知道記者沒有錯，但在是非黑白被扭曲的強勢下，卻變成這樣的局面。

從過去老師要告我這個學生，到今天變成記者的我，常常看見報館接律師信或同行們在惡法下成為受害者，我想到你說的社會對老師的定位，再聯想到社會對記者的定位。雖然我們都在不同領域，可是承受和面對的都同樣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轉變，都比過去更複雜，很多觀念和價值觀都不再和當年一樣。

而我們所能做的，是無愧于心的去對我們各自立足的行業，堅持最初的信念。

──楊微屏──